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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对于存款搬家的热议，很大程度上源于对2022至2023年居民存款高增长的关注。彼时，两年间居民存款累计增加约28万亿元，较2021年水平多出约5万亿元。这部分被视为“超额”的存款，其到期时点自然引发了市场对资金重新配置的无限遐想。然而，一个关键的认知偏差在于，将居民存款视为储蓄的唯一形式。实际上，2023年存款的异常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理财产品在利率上行、净值回撤背景下遭遇赎回后，资金向低风险存款“搬家”的结果。这部分资金的性质更接近于低风险偏好资产内部的配置切换，而非居民整体储蓄意愿的绝对提升。
因此，衡量存款搬家的潜力，更应关注“超储蓄”这一综合概念，即居民储蓄（包括存款与理财）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超出长期趋势水平的部分。测算显示，2022至2025年间，居民累计形成的超储蓄规模约为6万亿元。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到了2025年，居民的储蓄倾向仍维持在21%左右的高位，这表明尽管资本市场有所回暖，但居民整体的风险偏好并未出现根本性提升。当前的存款搬家趋势，更多是在低利率环境下进行的资产配置边际调整，而非风险偏好驱动下大规模进军股市的信号。
关于到期规模的测算，市场也存在两种常见误区。其一，是将全部存款而非居民定期存款作为测算基础。企事业单位存款主要用于经营周转，其投资行为受限，流动性要求高，不应与居民储蓄资金混为一谈。其二，是将存款的合同期限结构误当作到期期限结构。大量长期限存款可能在短期内到期，若仅依据合同期限估算，会显著低估中长期存款的实际到期占比。经过修正后的测算显示，2025年居民定期存款到期规模约为75万亿元，其中一年期及以上中长期存款到期规模约67万亿元，显著高于市场常见的50万亿左右的估算。尽管规模庞大，但存款到期绝不直接等同于存款搬家。
相比之下，直接与股市相关的资金流入规模则相形见绌。尽管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在2025年规模增长较快（约1.8万亿元），但其高门槛主要服务于高净值客户。公募股票型基金份额增长有限，甚至出现主动管理型股票基金份额下降、被动指数基金份额上升的结构性变化，体现了“指数化”趋势而非全面的风险偏好提升。若以新增券商保证金估算直接入市资金，其规模仅占居民存款余额的不到1%。这清晰地表明，存款重新配置的主体是风险偏好相对较高的特定投资者群体，而更普遍的大众存款大规模入市的迹象尚不明显。
首先，前两轮均伴随着通胀明显回升与企业盈利改善，而当前PPI增长尚未稳定走出负区间。其次，前两轮均有房地产市场的显著回暖作为支撑，而当前房地产市场供需矛盾依然存在。再者，前两轮的存款创造主要由信贷扩张贡献，此类存款流动性较高，M1增速回升明显；而本轮财政投放与企业结汇贡献上升，更多形成了定期存款的沉淀，流动性较低，这解释了为何近期M1增速虽有回升但绝对水平仍不高。最后，前两轮外资处于持续的流入趋势中，而本轮外资流入虽有回流但趋势的持续性尚待观察。综合来看，本轮存款搬家在动能和风险偏好层面，与历史高峰期相比仍显不足，股市流动性的根本改善更依赖于宏观经济与房地产市场的进一步回暖。
对于银行体系而言，存款搬家的实际影响可能小于市场预期。从负债端看，存款搬家更多是存款形式的转换（如一般存款转为同业存款），而非负债的绝对流失，且同业存款成本通常低于一般存款，有助于缓解银行的负债成本压力。在低利率时代，银行负债成本虽有下行趋势，但波动性加大。真正的挑战在于流动性管理。存款形式的转换会对银行的流动性监管指标（如流动性覆盖率、净稳定资金比例）构成一定压力，对银行的资产负债管理和流动性风险管控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综上所述，当前市场热议的存款搬家叙事与现实之间存在值得深思的差距。其根源在于2022-2023年储蓄结构的内部调整，而非居民风险偏好的系统性跃升。高达67万亿的中长期存款到期固然创造了重新配置的需求，但历史经验表明，超过90%的资金仍将留存于银行体系。分流出的资金，其主流去向是消费、购房、偿债以及银行理财、保险等稳健型金融产品。私募基金等对高净值客户有吸引力，但普遍性、大规模存款入市的景象尚未出现。相比于聚焦于庞大的到期规模，关注约6万亿“超储蓄”的释放节奏更为关键，而这最终取决于宏观经济基本面、房地产市场走势以及居民信心与风险偏好的实质性改善。对于投资者而言，理解这一复杂图景，有助于避免对流动性冲击的过度乐观，从而做出更理性的资产配置决策。
